一、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与政策
崔凡教授对跨境自由贸易区的现状进行了阐述，指出存在布局分散，政府协调不足等问题。他认为，跨境自由贸易区应从国家层面规划重点建设地区；他提出，实现特殊监管区域有助于实现跨境合作贸易区。另外，推动产业转接中心建设，加快产业转移，也增强了对于产业链的控制力。
辛本健教授认为国际金融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领域。对于我国稳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深入全球金融治理，他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我国应坚持释放长期、稳定公平的政策信号；二是继续完善法治建设和优化市场环境；三是提高金融业综合竞争能力，加强市场风险监控和审慎监管预警；四是构建开放型金融体系下的安全保障体系，逐步形成适应开放需要的金融监管新制度；五是加强跨国金融机构的培育，在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治理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黄教授从经济结构演化的趋势和特征对全球化逆转现象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服务经济比重上升拉低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制成品尤其是中间产品需求的相对萎缩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服务业带来了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区块化，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上升，降低了外部需求比例，加剧了全球化失衡趋势。由全球化发展失衡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对国家的消费结构产生影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加强。对于全球经济治理，黄教授认为全球化主导机制失灵，区域集团利益严重对立，阻碍全球化发展。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完善和规范国内规则，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法律上贯彻落实好产权问题；促进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增加国际化金融工具与金融产品，释放金融创新活力。
陈伟光教授基于统计数据论述了全球化逆动的趋势。他认为，一方面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指标都显示全球化逆动现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连通性的广度指数表明当代全球化逆动是以西方为首主动收缩，新兴国家努力扩张的博弈结果。陈教授提出全球化逆动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不匹配的观点。他认为，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一是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探索一种多元共生、共同发展、包容互鉴的全球治理模式，达成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二是需要全球治理结构的转型；三是国家治理要与全球治理匹配和互动。同时，他提出，中国有能力平抑全球化逆动，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贡献。他认为，中国应在理念上推进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以改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平台上，落实 G20的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共建“一带一路”，发挥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推动全球治理转型。
